2006年的舆论场已经进入了“观点对攻”的时代。
如果内地媒体只发正面通稿,假装那些嘲讽的声音不存在,在网民已经通过论坛看到了相关报道的情况下,反而会显得心虚。
你不回应,对方就会替你定义。
于是,一批市场化媒体主动出击。
《南方都市报》在第三天的评论版上辟出了一个专栏,标题是:
“港媒评郑辉江郎才尽,我们不敢苟同”
文章列出《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的核心观点,然后逐条反驳。
“技术奖=安慰奖?”
“如果技术奖是安慰奖,那么奥斯卡设立视觉效果、摄影、混音、音效剪辑这些类别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奖项的投票委员都是各自领域从业三十年以上的专家,他们的专业判断不需要任何外行来定义含金量。
事实上,在电影工业中,技术类奖项的评选标准往往比表演类和导演类更加客观,因为它们可以用数据和行业标准来衡量,而不是像最佳影片那样受到政治因素和人情世故的干扰。”
“郑辉只是商业片导演,没有艺术追求?”
“在做出这种判断之前,请先回答以下问题:中国有几位导演拥有金棕榈、金狮和奥斯卡最佳导演的三重桂冠?答案是一位,郑辉。
他在二十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完成了欧洲三大电影节加奥斯卡的艺术征服,然后转向商业领域。
一个站在珠穆朗玛峰顶端的人决定去攀登乔戈里峰,你不能因为他暂时不在珠峰顶上就说他跌落了。”
“李安大胜郑辉?”
“李安获得最佳导演,实至名归,我们向李安导演致以敬意。但将此解读为‘李安大胜郑辉”,是粗暴的二元对立。
郑辉在本届奥斯卡上获得八项提名、五项获奖,创造了超英电影在奥斯卡上的历史最佳战绩。李安获得最佳导演这一项。
五比一,从数量上看,到底谁大胜?
当然,我们不认为数量比较有意义。但既然某些媒体执意要比,那就比到底好了。”
文章最后写道:“中国导演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本应是一件令所有华人骄傲的事情。
但某些港台媒体急于贬低郑辉、抬高李安,将两位优秀导演的成就人为对立起来,这种做法除了制造撕裂,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
我们建议这些媒体同仁认真反思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在评价电影,还是在发泄对郑辉拒绝你们市场和奖项的私人恩怨?”
这一段话直接点出了那些嘲讽背后的真实动机,不是就事论事的艺术讨论,而是被拒绝后的报复性羞辱。
《新京报》也加入战场。
“五座小金人的重量:西方视野下的库布里克与我们的反思”
文章没有纠缠于“技术奖vs导演奖”的低级争论,而是直接搬出了英国《卫报》刊发的长篇电影评论作为武器。
《新京报》全文翻译并引用了《卫报》文章的核心段落:“当一位摄影指导(沃利·菲斯特)在奥斯卡的舞台上公开承认‘这个奖本该属于导演”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人才华的致敬,更是对新型导演模式的定义。
郑辉不是那种坐在监视器后面说给我来点感觉’的导演。他画每一张分镜图,他设计每一个光源的位置,他亲手写了整部电影的配乐。
我们把这种人叫做完全控制型导演。上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完全控制型导演,是斯坦利·库布里克。’
在抛出《卫报》这番极具分量的论断后,《新京报》的编辑顺势切入了最得心应手的反思体节奏:
“当大洋彼岸的西方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探讨郑辉作为‘完全控制型导演”对好莱坞工业体系的颠覆,甚至用斯坦利·库布里克这样的电影巨匠来类比他时;
反观我们某些一衣带水的港台媒体同仁,却依然停留在技术工人,安慰奖的狭隘认知中沾沾自喜。
这种认知落差的背后,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
为什么西方人能敏锐地洞察到这五座技术类小金人背后,是一个中国导演在好莱坞拥有绝对掌控力和建立新规则的权力,而部分中文媒体却只能展现出酸葡萄般的门派之见?
这种现象不仅暴露了某些媒体对现代电影工业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更折射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与傲慢。
面对一个真正用硬实力征服好莱坞工业体系的中国导演,某些人不去反思自身眼界与格局的落后,反而企图用井底之蛙的标准去丈量苍鹰的羽翼,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我们需要反思的,不仅是电影评价体系的陈旧,更是这种见不得同胞站上世界之巅的劣根性。”
内地媒体之所以会如此一致地站在郑辉这边,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欧美主流媒体对郑辉的评价是正面的。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卫报》《综艺》《好莱坞报道者》,这些在内地媒体人眼中代表着全球最高新闻水准的机构。
他们都在报道中高度肯定了《蝙蝠侠:侠影之谜》的五项技术奖成绩,没有任何一家欧美主流媒体用冷板凳,技术工人,跌落神坛来形容郑辉。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这些媒体人的gui舔逻辑中,欧美肯定的东西,港台却在否定。
这直接触发了他们的反驳本能。
这些媒体人心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信源权威等级链:欧美大于日韩,日韩大于港台,港台大于内地。
当欧美和港台的评价出现矛盾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欧美那边。
这不是出于对郑辉的偏爱,而是出于对信源权威等级的本能遵从。
其次,站在郑辉这边是有好处的。
郑辉在国内的声望早已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奥斯卡,格莱美、奥运五金、2.9亿慈善捐款、抗疫物资...他身上叠加了太多正面标签。
任何一家媒体站出来为他说话,都不会招致读者的反感,反而会获得好感和认同。
这是最简单的利益计算,赞美郑辉零风险高收益,批评郑辉高风险零收益。
在这种环境下,媒体的选择不需要思考。
港、台、内地的报纸还在围绕五座小金人来回攻防时,另一群人正看着桌上的样刊发愁。
Rolling Stone。
《滚石》。
这本创刊于六十年代末的美国杂志,见证过披头士、滚石乐队、鲍勃·迪伦、迈克尔·杰克逊,也记录过摇滚乐从反叛文化变成全球工业的全过程。
现在,它准备进入内地。
2006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五年,文化市场正在进一步开放。海外媒体无法直接落地,就通过版权合作、内容授权、联合编辑等方式进入中国。
《滚石》选择的合作方,是已经拥有成熟编辑、发行和审校体系的《音像世界》。
双方从去年底开始接触,今年一月完成第一轮谈判,二月确定合作框架,三月初,中文版筹备编辑部正式挂牌。
办公室不大,野心却不小。
他们准备做一本真正面向中国年轻人的音乐杂志,不只翻译欧美版内容,也要用足够大的篇幅记录华语音乐。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创刊号封面该给谁。
这个问题原本没有争议。
郑辉。
除了郑辉,也没有第二个人合适。
从唱片销量、奖项成就、全球影响力、话题热度,到个人经历和文化意义,整个华语乐坛找不出一个能与他并列的人。
甚至不用限定华语。
放到全世界,他也是过去八年最值得书写的音乐人之一。
只是,选定封面人物容易,采访本人很难。
主编坐在会议桌尽头,他抬头看了眼挂钟,又低头看向桌上的传真:“还是没时间?”
负责艺人联络的编辑点了点头:“郑辉助理何岩早上回过电话了,郑辉人在洛杉矶,奥斯卡之后还有几场宣传活动,然后要马上处理《穿普拉达的女王》开机前的事情,他们三月中旬要开机拍摄。
服装、置景、演员排练,还有纽约那边的协调,全挤在一起。”
“那边有没有明确拒绝?”
“没有。他知道我们要做中文版,也知道创刊号想拿他做封面。前面已经答应采访,只是时间要往后排。
“排到什么时候?”
“最快也要一周以后。”
桌边有人翻了一下创刊流程表。
“一周以后采访,录音整理至少两天,成稿两天,确认引文一天,再加审校、排版、送印,时间根本来不及。”
“除非创刊号延期。”
“不能延期。”
发行负责人马上摇头。
“渠道已经谈好了,书报亭、新华书店、音像店的铺货时间都锁死了。广告客户也是按照三月底交付来签的。现在延期,第一期就要赔钱,信誉也没了。”
会议室安静下来,没有人愿意把郑辉换掉,这不是偏爱,而是最现实的选择。
中文版创刊,最重要的不是做得多有格调,而是先让读者知道这本杂志存在。
郑辉现在正处于奥斯卡舆论风暴的中心,只要把他的脸放上封面,哪怕标题只写名字,报刊亭里也不会郕人忽略。
更何况,《滚石》和郑辉之间本来就有深厚渊源。
2000年,郑辉第一张英文专辑《ZHENG HUI》横空出世,《滚石》美国版曾用三页篇幅报道那个突然闯入欧美摇滚市场的中国少年。
格莱美九项提名、七项获奖之后,他第一次登上美国版封面。
后来《Those Years》《Champion》发行,《滚石》都做过长篇专访和乐评。《Champion》帮助郑辉完成格莱美四大通类横扫时,美国版甚至用了“超级唱片巨星”作为标题。
可那些都是英文报道。
对于内地读者来说,他们熟悉郑辉,却未必真正了解他的音乐版图到底有多大。
主编突然有个灵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介绍和采访塞进同一期?”
桌边几个人抬头看向他。
他说道:“郑辉的分量,一期装得下吗?”
“他的华语专辑、英文专辑、格莱美、演唱会、创作风格、唱片工业影响、MV、电影配乐,随便拆一项都能写几万字。
就算他今天坐在这里接受采访,我们第一期也只能做一个很简单的个人专访。”
负责内容策划的副主编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拆成两期?”
“对。”
主编拿起桌上的创刊策划案,翻到封面专题那一页。
“第一期不等采访,先做郑辉的音乐成就。不是普通人物介绍,而是一份完整档案,把他从1998年出道到现在的所有唱片、销量、奖项、市场影响梳理清楚。”
“第二期再做他本人。”
“第一期回答一个问题,郑辉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第二期回答另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能做到。”
副主编发出疑问:“两期连做同一个封面人物,会不会太重复?”
“不会。”
发行负责人先开口了:“第一期如果销量好,第二期有独家采访,只会更好卖。甚至可以在第一期封面上直接写,郑辉专访,下一期继续。”
美术总监也点头:“视觉上可以做成一组。第一期用舞台照,第二期用近距离肖像。
一张是公众眼里的郑辉,一张是镜头背后的郑辉。”
主编看向编辑部众人:“第一期的成就档案必须经得起核查。”
“不能把新闻报道和网上传言拼一拼就发,每一个数字都要有出处,唱片销量必须找到发行公司、出版社、复制厂和第三方统计机构交叉确认。”
数据编辑皱起眉:“华语唱片很难统计,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盗版太严重,很多公司连自己的账都说不清。港台和东南亚还能找环球,内地磁带怎么办?”
有人立刻接话:“找白天鹅音像出版社。”
“郑辉早期在内地发行的所有专辑,都是委托白天鹅申请版号和发行。音像制品复制要有文化局核发的复制委托书,每一批复制数量都要备案。
数据编辑眼睛一亮:“只要他们肯提供记录,内地正版销量就能查清楚。”
主编拍板:“那就去查,从今天开始,所有人先停下手上的常规栏目。
音乐史组查奖项,产业组查唱片发行,市场组找环球,人物组梳理历年采访。三天内,我要看到第一版数据。”
“只有三天!创刊号不会等我们。”
主编扫过众人。
“我们要做的是《滚石》中文版第一期,不是月底交作业。想拿郑辉做封面,就得拿出配得上他的东西。”
会议室里椅子接连后移。
编辑们抱着资料起身,电话声很快从外面的办公区响起。
一场和奥斯卡无关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了。